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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钱学森到今天的广大知识分子,爱国奋斗是永远的主旋律

——访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


2019-08-09 16:01:34 丨 文章来源:中国网

2018年6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通知》,今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体现了党中央对科学家精神的弘扬、传承、发展的高度重视。唱响主旋律,彰显正能量。

 

 

从钱学森到今天的广大知识分子,爱国奋斗是永远的主旋律

——访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


文| 黄远军

 

【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70年春华秋实。此时此刻,我们更加缅怀以人民科学家、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杰出典范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所作出的丰功伟绩。他们的爱国、奉献、奋斗精神是我们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新的时代,如何弘扬、传承他们的精神?中国网聚焦中国栏目专访了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教授。

 

北京的夏天,酷热难耐。钱永刚教授应邀接受了中国网聚焦中国栏目的采访。他像拉家常一样,给我们讲述了他与父亲钱学森的故事。

 


中国网聚焦中国栏目:您对父亲钱学森当年毅然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之中的做法是怎么理解的?

钱永刚:父母带我们回国的时候,我只有6岁,那是1955年。那时我已经在美国念了一年小学,成绩还不错,老师也很喜欢我。新学年开学时,父亲突然对我说:“这次我们不去上学了,不念了。”我当时觉得很奇怪,父亲一直要我好好读书,这回怎么倒给我放羊了,还说这两天你就玩儿吧!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因为太不同寻常了。

9月17日,父亲说:“得了,跟爸爸妈妈上船,回国了!”

说走就走,我们匆匆踏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开启了21天的海上回国之旅。作为一个6岁的小男孩儿,这就是我对那次回国经历的主要记忆,至于更多的细节我也是长大以后才从各个方面了解的。我当时根本不了解这次“旅程”有多艰险,而父亲是从来不讲这些事情的,在他看来这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祖国需要了,我就要回国,没有任何理由,也不用上升到任何高度。

我后来所了解到的有关信息,很多都是母亲告诉我的,还有长大后查阅大量资料后获悉的。

作为钱学森回国的亲历者,我认为自己有必要把这段历史真实地还原出来,于是在担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后,就开始对父亲的生平及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探究,其中就包括回国的这段历史。通过接触大量历史文献,在我的脑海中,这件事的脉络逐渐清晰起来。钱学森图书馆最近出了一本书《羁绊与归来》,就是根据现在拿到的报刊档案等材料还原钱学森65年前回国的来龙去脉,也可以说是70年前,因为父亲在1950年就准备回国了,但是美国对此进行了封堵,这一拖就是五年。这本书的学术性是比较强的,原来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在这本书里都进行了澄清。要认识一段历史是需要花一些时间的,如果放在15年前,我可能还说不太清楚,因为这其中的很多事还没有公开,现在各种细节逐渐浮出水面,事情就比较清晰了。我不是研究历史的,只是在退休以后才开始研究有关父亲的方方面面,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和积累,我作为钱学森的儿子,对于他毅然回国的心路历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总结起来就是浓浓的报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把报国情怀与使命担当根植于心中,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民族复兴、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洪流伟业之中!

现在我依然每天都会想起与父亲在海上的日日夜夜,想起他昂首站在船头,面向祖国的方向的情景。他昂首站立的形象在幼小的我的心中无比高大,那是我一生在追逐的高度。现在要问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我可以毫不犹豫的回答,那就是:我是钱学森的儿子。


中国网聚焦中国栏目:钱老回国的时候,新中国百废待兴,科研条件并不理想,有很多事情都需要他从零开始进行搭建,您觉得是什么支撑着钱老与老一辈科学家们一起把中国国防科研在短时间内拉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继而获得重大突破的?

钱永刚:我父亲的业绩大家都耳熟能详了,我谈一点儿个人感受。当时我们国家不仅经济落后,人民整体的文化水平也很低,科技人员也不像现在这样都是大学生出身,当时没有几个大学生。其实当年美国能够放我父亲回国也是有这样的考虑,就算你回去了,靠你一个人也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因为当时整个中国的科技、经济和文化水平都太低了。所以说,我父亲回国美国人起初也抱有一点儿看笑话的心态。

当时中苏有关于导弹的合作项目,美国人不相信苏联会把真本事教给中国。1960年,苏联撤走了专家,美国就更认为中国搞导弹基本上是遥遥无期的事情了。但是,出乎意料,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83天,中国就打了一颗,那是我们仿制的导弹,又过了没多久,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导弹也发射成功了。这下美国人琢磨过来了,原来中国是铁了心要搞导弹,我父亲又是内行,如果不阻止,事态将无法控制,于是他们就策划了谋杀父亲的计划。这些事情我是通过后来解密的档案才了解到的。

当时父亲面临的困难是方方面面的,国内的最大困难就是人才问题。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的时候,除了我父亲,其他人对导弹和火箭的了解都非常有限,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这两样东西。父亲后来回忆说:“怎么造导弹,我心里有数,我在美国都造过,但是这件事情不能由我一个人去做。”

于是,父亲一边给科研人员“扫盲”,一边带领大家往前赶。大家都很好奇,父亲水平那么高,他是怎么给“学生”上课的?等听完父亲的课,大家全都服气了,他的课不仅适合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也适合文化层次较低的机关干部。在父亲的课里,大学生能够学到新知识,干部也不觉得有多深奥,基本都能理解。有人问机关干部:“听了钱学森的课,你知道什么是导弹啊?”他们说:“导弹就是大炮仗顶着小炮仗。”现在某些影视剧,把听完父亲讲课的干部描写成一头雾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父亲了解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和人才状况,他知道很多人在航天领域就是两眼一抹黑的“白丁”,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任何人,而是把自己的学识倾囊相授,为中国航天培养出了一大批院士,使中国航天长盛不衰。现在你在钱学森图书馆的天花板上可以看到众多中国航天院士的石膏头像,寓意群星灿烂,从“白丁”到“群星灿烂”,这离不开父亲的功劳。

当时国家一穷二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他们那一代航天人,不论是科技人员,或是干部、工人都以身许党许国,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用了十年时间把这些国际尖端的国防技术像变戏法似的都搞出来了,所以那一代航天人在中国航天界至今享有崇高的威望!

父亲在航天领域的学识和经验使中国的航天工业出发后就走上快车道,他给中国航天制定了20年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走什么,第二步怎么走,他都铺好了路,这帮助中国航天不必走一步,看一步,短短几年就实现了从无到有。可以说父亲是中国航天的奠基人,也是总设计师,他让羽翼未丰的共和国国防工业迅速成长壮大,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中国网聚焦中国栏目:以钱老为代表的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在奋斗中砥砺爱国之情,您认为将这些功勋卓著的知识分子与新中国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强大纽带是什么?

钱永刚:这纽带就是党中央的魄力和决心,如果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没有下决心让中国航天起步并迎头赶上,那我们到今天可能也做不到当年的水平。以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只是实现中央的决策,如果中央不决策,他们也只有建议权。

党的坚强领导始终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指明前进和奋斗方向。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我国航天工业初创时期,国家的贫穷并没有阻止大量科学人才回国,报效祖国,就是因为党做航天的决心让科技工作者看到了发展的方向,人民当家作主了,国家复兴有望了,他们都希望投身到这一场伟大的事业中。

党对科技工作的支持还体现在党对科技工作者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在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饭,在这个时候,党中央最关心的还是科技工作者。聂荣臻元帅命令军队到内蒙古打黄羊,专供科技工作者,虽然这些还远远不够,科技工作者依然营养不良,浑身浮肿,但是他们无怨无悔,勤勤恳恳。

当时有很多声音呼吁中央把搞导弹、火箭的钱用到民生上,但是毛主席不为所动,要求“勒紧裤腰带也要搞”,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如果没有国防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国将不国”,还谈什么国家建设?

中央决心已定,广大干部严格执行,对知识分子无条件的全力支持。比如盖房子,当时院里的房子分三类,给科技人员、尉官和大学毕业生准备的房子叫丙种宿舍,校官的房子叫乙种宿舍,院领导的房子叫甲种宿舍,当时处于困难时期,院领导明确规定:甲种宿舍缓盖,现在国家这么困难,我们的房子等导弹上天以后再说!

当时院里党委有一条规定,大意是我父亲提出的方案,党委要进行讨论、决定。聂帅说:这是错误的,你们懂导弹吗?你们讨论什么?院领导不解说,部队党委工作流程不都这么规定的吗?聂帅说: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你们要改成学森同志提出方案,你们应该研究如何保证学森同志的方案得到贯彻,不能出问题,如果你们能讨论该不该做,那我们要钱学森干什么?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知识分子受到很大冲击,五院当机立断决定:在五院不给高级知识分子划右派。当时五院刚刚成立不到半年,好不容易聚集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如果给他们划右派,那不等于自毁长城吗?

院里当时做这个决定是顶着很大压力的。

正是党的正确决策和坚强领导这条强大的纽带才使那么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听从党的召唤,回到新中国,服从党的指挥,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攻克时艰,推动我国航天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中国网聚焦中国栏目:您小时候,钱老对您采取了什么样的教育手段呢?对您有什么影响?

钱永刚:父亲一向十分重视教育问题,他说自己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在知识、智力和能力方面都给我(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同时坚定的认为,学生学什么都要以国之所需为重。比如在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思想感召下,他决心学习工科,报考了当时有“东方麻省理工学院”的国立交通大学的机械工程学院。

父亲孩提时代的理想是造铁路,做詹天佑。日本人的飞机来了,他改变了志向,要研究击落飞机的本事,就改学航空工程了。有人评价父亲是全才,从理、工科到文科,成绩都很好,但是他选择了可以强国的专业,从铁路,到飞机,到导弹、火箭,他戏称自己的改行不断提速,但宗旨都是急国家所急,为强国的目标献力。

父亲对我们是身教重于言教。我从父亲那里主要学来了两样东西,一是读书,另外一个是低调做人。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亲整天都抱着书在看,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我自然养成了看书的习惯。在很小的时候,我一直都认为看书是所有人的爱好,是天生的习惯,只是在长大后,进入社会后,我才知道还有些人不爱看书。

看书培养了我的思考能力,所以上学的时候成绩还不错。有一次,一位老师给我看成绩册,说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应该消灭4分,实现全5分。我回家跟爸爸说了,爸爸什么也没说,笑笑走开了。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牺牲了不少看书的时间,把全部精力放在功课上,结果真的消灭了4分。当我向爸爸展示成绩的时候,爸爸却说:“有两三个4分也不错嘛!”他的意思是牺牲读书的时间来提高成绩没有十分的必要。

读书的习惯一直陪伴着我。在文革期间,我的学业被打断了,于是想尽办法找各种各样的书来读,学校不教了,我自己学。文革过后,我都30岁了,已经成家,但是我不甘心就做一个高中生,父亲是著名科学家,儿子只有高中文凭,想想都让人脸红。而且,如果我不继续学习,连高中的知识都会忘掉的。所以,高考恢复之后我立即就去报了名,事实证明,在文革期间看的那些书没有白看,我终于进入大学深造。大学毕业后,我又心有不甘,虽然已经有孩子了,但是我还想深造,不想安于现状,于是我在38岁的时候远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研究生,40岁拿到了硕士文凭。



现在社会上的读书风气不盛,尤其是某些学者,当了教授或者院士就满足了,就止步不前了,这与我们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截然不同。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去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家里,每次都能看到他们的书柜里放了新书,虽然居住环境很差,但是书柜的书总在更新。现在有些学者,居住环境非常好,但是家里却没什么书,做学问不看书,怎么探索,怎么创新。我也不爱跟这些人聊天,因为他们说的都是很久以前的老黄历,几乎20年不变。不读书,不琢磨,何来创新?怎么能与众不同?

父亲一天不看书就好像缺了点儿什么,他从不讲究吃穿住玩儿,但是书是万万不能少的,他的前瞻性就是看书看出来的。真正的科学家必须具有前瞻性,跟父亲聊天大家都获益匪浅,有时候你似乎听懂了他的话,但是很久以后,你才会悟出来父亲话中蕴含的思想。

徜徉在书和知识的海洋中,父亲别无旁顾,一生都克勤克俭,低调做人。在工作和生活中,他经常要接触各个阶层不同背景的人士,不论是国家领导、共和国元帅、科技人员、新闻记者、机关干部,或是一般工人,他都能谈得来。在父亲手下工作,大家伙儿都不用担心不会做或者做不好,因为他会给每个人出主意,所以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工作。低调随和加上极高的学术水平,父亲可以高效地调动全国顶尖的科技人才,这对于只争分秒的新中国初创期的航天工业是十分重要的。

父亲的低调对我的影响很大。当年我在部队的时候,很多战友都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我能耐下性子给他们讲兵器知识,帮他们给家里写信,几年后我离开部队的时候,这些战友都说喜欢跟我相处,在我这里可以听到很多他们不知道的知识。与这些战友打交道的时候,我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和用词,否则他们就可能听不懂,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父亲刚回国的时候给科技人员还有机关干部讲课的情景,可以说,父亲的行事方式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更多地为他人着想。

当我在美国学成归国后,并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急着拿奖、评职称,而是一直在寻找一份更有意义的事业。一次,我跟父亲聊天,我说:“你的儿子有点儿惨!”他问:“怎么惨了?”我说:“首先,我不是当官的料,这也是受您的影响。我也不是当科学家的料,让我教书可以,但是让我搞科研,对照您,我知道自己不行。您说我是不是很惨。”

父亲听我说这些反倒很高兴,他了解我只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后来我做钱学森图书馆,对父亲思想进行深入研究,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因为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虽人微言轻,但是我也要把自己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尽可能地为社会做出一点儿贡献。在钱学森图书馆做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促进我对父亲思想的理解,如果我能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钱学森思想,并从中受益,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父亲非常重视教育,于是我也想做一点儿教育上的事儿。从哪里入手呢?很多学校想设立一个以名人命名的班级,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设立钱学森班,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好想法。可是要用钱学森这三个字却是有严格规定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要使用必须经钱学森姓名冠名肖像使用管理委员会批准。我所做的就是与各位校长谈话,了解他们建设钱学森班的设想,我选择的学校和班级不一定是最有名的,但是校长必须对建设钱学森班有独到的可行的想法。校长有没有想法我一听就明白,如果觉得合适,我就会批准他们使用钱学森冠名。

截止2019年上半年,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45所学校设立了钱学森班,涵盖了大学、中学与小学。钱学森班的孩子不仅要学业好,还要学习钱学森的精神。目前各个学校反馈的信息表明,钱学森班的孩子的精神状态确实都是各个学校最好的,不论做什么都劲头十足,不仅学习争第一,体育、艺术都要争第一。用校长们的话说就是:有了钱学森班整个学校就有了魂。

今天我们国家的各方面条件都比父亲那个时代要好太多了,但是科研工作的难度在任何时期都是一样的,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依然要抱有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奋斗精神。我们现在还不是科技强国,这就更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把心定下来,不怕一穷二白,就怕三心二意,只要把心定下来搞研究,没有中国知识分子办不成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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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钱永刚(钱学森之子),汉族,1948年10月出生,浙江杭州市人。研究生学历,理学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

1969年参加工作,任技师、技术助理员。1982年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系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88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的研制工作,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自2004年起,相继被聘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和特聘教授;当选为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沙产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被聘为中国航天钱学森决策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院荣誉院长、南京理工大学钱学森学院名誉院长、西安市人民政府创新教育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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